《掠过终南山北麓的风：长安作家文集》是由西安市长安区图书馆主编，共收录长安籍作家和非长安籍而在长安工作生活的109位作家作品汇集而成，全面且系统地提供长安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情况。这是长安文学队伍的一次大展示，也是对长安已故文学前辈的缅怀，同时是新老作家以及社会对长安文学作者的了解、学习、交流的资料库。
书香润泽心灵，佳作启迪人生。为了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长安作家文学成绩和成果，深刻感受长安历史文脉和文化特征。从2021年9月1日起长安区图书馆将每周推送3篇长安作家文集作品，以飨读者。
作者：封至模
代表作
1921年毕业于西安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专攻美术。在艺专期间，与剧作家李健吾等排演«幽兰女士»«一元钱»«夜未央»«母亲»«是人吗»等多种话剧，他以男饰女，名噪燕京。与此同时，封还参加齐如山、余叔岩、梅兰芳、曹心泉的国剧社，结识了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徐碧云、筱翠花、刘仲秋、郭建英等演员。由于热爱京剧艺术，他请京剧票友王寿山、南铁生传授青衣、花旦，先习清唱，后练做功表演。在京曾演出过«五典坡»«贵妃醉酒»«五花洞» «十三妹» «三娘教子»，红极一时。1922 年回到西安，加入阎甘园、李逸生、周伯勋等组织的京剧票友社———广益娱乐社，封登台演出，轰动西安。不久又去北京，拜青衣花衫李宝琴学做功，得秘本真传；还与话剧界、京剧界名流交往，探索表演技艺。同年秋，旅京秦人为陕西大旱、“虎列拉” (霍乱) 蔓延举行义演，他响应张凤翙、寇锡山、王杰三、武少文、马公韬号召，又演出«梅龙镇» 之李凤姐、«虹霓关»中的东方玉梅、«拾玉镯»中的孙玉姣、«棒打薄情郎»中的金玉奴，以扮相秀美，功法稳厚，声腔饱满，举止飘逸，顿挫分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喝彩。回陕后曾与刘尚达、张寒晖、周伯勋、姚一征组织西安实验话剧团。1926年以后任成德中学美术教师。由于酷爱戏剧艺术，遂于1930年从教育界转入戏剧行列，加入了陕西易俗社，曾任该社编辑、教务主任、评议长、训育主任、导演等职。1931—1938年的八年中，他力主戏曲革新，力矫秦腔粗俗之习，在以易俗社为实验基地的秦腔改革中承上启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编的爱国历史剧«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风格新颖，场面壮观，对激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鞭挞一味妥协、退让的政府当局起了很好的作用，演出之后轰动平津。1937年6月13日«全民报»报道«山河破碎»在北平怀仁堂演出盛况说: “观众之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于门外者大有人在ꎬ观众欢迎的情绪，诚为仅见。”«山河破碎»何以如此轰动? 该报道深刻地指出:“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容，奸佞当权，卖国误国，卒至沦于异族，在民族史上留一污痕”，而“此剧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的觉悟，振聋发聩，去懦警顽，实对现时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封还精心主持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秦腔唱片，以弘扬秦腔艺术。对易俗社剧场仿北京中和剧场的改造，首创在西安实行对号入座，让监场(前场管理人员) 人穿蓝色红边工作服和让“龙套” 脸上涂彩并穿衬滚衣等美洁台风的改进，他都付出了很大精力。
抗战时期，为蔽日机空袭，封住在东关一家花园窑洞，仍抓紧时间在窑洞前的树荫下，为宋上华、伍富民、杨令俗、雒秉华排导了«拷红»«龙门寺» «渔家乐» «桑园寄子»等戏，使这些演员艺技日增，享誉西北。离开易俗社后，他还相继创办了夏声剧校(京剧)、戏剧专修班、上林剧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艺术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封先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处和西北戏曲研究院工作。抗美援朝时，他以花甲之年义演«虹霓关»，并为易俗社新生部和三意社、尚友社及戏校讲课授艺，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前，他亲自为刘毓中改编排导«卖画劈门»，为苏育民排导«打柴劝弟»，为孟遏云、刘易平、萧若兰等排导«游龟山»。排导中，他与演员们共同切磋，边排边改，使这些秦腔传统戏能以新貌晋京演出。这一时期，封除编剧、讲课外，还编著了«戏曲词典»«秦腔概述»«秦腔剧目»«秦腔艺人考略»«秦腔字韵»«秦腔髯口»和«秦腔板眼和腔调»等书籍，对弘扬及振兴秦腔艺术都是很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他是一位不墨守成规的锐意改革家。他所独有的创新意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极具有超前性。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多年的舞台经验，使他很自然地承袭了戏曲和优秀传统，对不同门类艺术的极高的感悟力，使先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以独特的思维来构建自己理想的舞台，并不失时机把这理想的构建付诸现实。在易俗社、夏声剧校、上林剧院、晓钟剧校以及日后的戏曲研究院等，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先生又是第一位在秦腔舞台上全面完成导演程序的人。他强化了导演意识，而他排戏的主导思想则是精品意识。对每一部戏都务求精排细导，力求做到尽善尽美，无可挑剔。比如先生早年排的«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目的明确:“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是冲锋破阵的号角。” 为了突出、强化这一效果，在«大合操»一场，让近百名演员同时上场，列岳家军方阵，服饰整齐，步履统一，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突出了正义之师同仇敌忾、锐不可当的威慑力。真正达到了“惊顽立懦，发聋振聩” 的艺术效果。而«游龟山»则风韵另具一格。从表演、唱腔、服饰、舞美各个方面无一不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让观众的视觉、听觉、感觉无一不沉浸在美的氛围中。演员的举手投足、顾盼飞眸无一不经过精心的设计，使这出戏成为剧团百演不衰，观众百看不厌，演员立身扬名的范本，真可谓中国戏曲艺苑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先生一生致力于戏曲教育事业，学生遍布秦腔界和京剧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很重视学生的文化品德教育，明晰地指出只有一个文化素养高的人才能成为一个艺术水准高的演员，一个有品德的演员才能使自己扮演的角色形神兼备。在习艺方面，先生给新生排戏总是先从传统优秀折子戏入手。这些折子戏多是历经几代艺人的努力，千锤百炼后留下来的典范。里边的一招一式无不折射出先辈艺术家的才智和光辉，而且那些招式已成为优美的程式被广泛地采用，有的已成为演艺界的绝活儿，令观众叹为观止! 这种排演传统折子戏训练基本功的效果极为显著，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所以他教的学生，基本上半年便可以粉墨登场。 数十年来，先生的学生、学生的学生无以数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地区的秦腔演员，大都是先生的学生。从老一辈的刘毓中、马平民、耿善民、雒秉华、苏育民、王天民、李正敏、何振中、宋上华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李瑞芳、马篮鱼、李应真、肖若兰、陈妙华、全巧民、张咏华、肖玉玲等都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就连豫剧的常香玉、陈素真，蒲剧的闰逢春、王秀兰，上海京剧院导演马科，戏曲专家陈幼韩等都直接受过封至模先生指导。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习仲勋也是封先生的学生，连他的名字仲勋都是封先生为他改的。
先生在戏剧理论系统化方面的成就，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早在1934年完成的«陕西四年来之戏剧» 一文，从宏观上对陕西的秦腔、汉二黄、眉胡、话剧、京剧、皮影和歌剧做了阶段性的全面总结，提出了改革新思维的新举措。这篇内涵深邃、情文并茂的论文，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理想的导演»一文，是秦腔剧史上最早的导演论文，为秦腔建立导演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后相继又有«秦腔概述»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了«秦腔艺人考略»«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秦腔声韵初探»«中国戏曲大词典»等。
先生的超前意识还表现在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他不失一切时机地宣传戏剧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把戏剧的高台教化和寓教于乐“打入国人意识中”。“不要忘记改造观众，提高其鉴赏能力” 也是先生在艺术实践中孜孜以求的。他充分利用每一次随团出外巡演的时机，或撰文或座谈宣传介绍秦腔艺术和演员，扩大了秦腔的影响和知名度。还曾与«新秦日报»举办“菊部春秋” 评比演员活动，王天民和李正敏在这次评比中夺魁，分别荣获“西京梅兰芳” 和“秦腔正宗” 的桂冠。从此，这桂冠也就成了他们的艺术别名被传扬至今。
他在“八十寿序” 中写道: “我一生为许多艺人作序，然而有谁为我写序呢? 只好自己为自己写序了……” 1974年在南京病逝。[１]
参考资料:[１] 梨园百年琐记
书法十讲
作者：茹 桂
书法，是借助汉字的点画书写以表现作者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的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门特有的高级艺术。它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不但一向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而且远播重洋，驰誉国外，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擅一格，放射着奇异夺目的光彩。
艺术的历史发展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和审美心灵的进化。汉字的产生，是华夏民族摆脱蛮荒时期而向初期文明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在于:本来是极为平常的实用性的文字，怎么会跃升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 “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论国家») 我们学习书法艺术，同样有必要对它的历史发展和影响做一个概括的了解。
书法是依附于汉字、以汉字为载体的，有了汉字，才可能有书法，但写字却并不等于书法艺术。因为人类在当初总是先以实用的功利观点对待事物，然后才以审美观点对待事物的。文字本来是代表语言和传达思想的实用性工具，它的产生出于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劳动的需要，在最初并不是一种艺术活动。但是，我们的祖先在开始创造这一工具时却显示出了非凡的智慧，他们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为了实用的方便和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要求，不断地删繁就简，去芜存精，从实用的“写字” 逐渐进入“写志”即灌注审美情感的文化态，并按照美的尺度对其进行改造加工，终于使这种实用性的文字演化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书法艺术。
这一根植于中华民族天性中的独特艺术，不但是民族精神的大写意，同时给中国美学提供了基本的观念和一整套术语，给中国艺术各种门类的内在气质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系。书法的艺术灵感，几乎囊括了中国艺术的全部，是中国造型艺术的灵魂。
这是经历了一个绵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古代传说，有一个名叫仓颉的人，长着四只眼睛，他上观日月星辰，下看山川鸟兽，于是便联想百出，博采众美，综合这些事物的形象创造了文字。这个传说，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荀子»«韩非子»开始，到其后的一些古书里往往有所记载。笔者曾有«题仓圣台»习作一首: “寺幽流芳远，台古遗韵长。四目开元化，六义炳日光。” 山东沂南曾经发掘的一座汉墓中，墓壁上也绘仓颉造字的图画。唐代诗人岑参还写过一首«题三会寺仓颉造字台»的诗:
野寺荒台晚，
寒天古木悲。
空阶有鸟迹，
犹似造书时。
三会寺在陕西的白水县，几经修复，尚且完好。至今仍有一年一度谷雨节的祭祠活动。这首诗虽然是面对荒台而发思古之幽情，但也足见这个传说影响的深广了。有关仓颉的传说告诉我们，汉字的创造来源于客观物象，而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为了给它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故意杜撰出寄托信仰而带有想象力的故事，当然是不可置信的，因为“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功夫，好叫人知道‘一个’ 圣人造的字当然是应该一致的。” 关于文字的起源，鲁迅曾经做过科学的阐述，他认为: “文字的成就，所当绵历岁月，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 针对仓颉造字的传说，他深刻地指出: “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儿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的。” 郭沫若对此也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说: “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炼、发展出来的。它绝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这些都说明，文字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为了适应记事和交际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随着社会的前进和人类的进步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个别人物的作用则是把它加以采集、整理和推广罢了。因此所谓仓颉其人，我们也只好把他理解成为这一工作的设计者的象征。汉字不同于其他文字，最根本之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含有“象形” 意味的“方块字”，而区别于单纯记事传言的拼音符号文字。这是我们祖先的伟绩。
远古的时候，人类还处于幼年时期，是用结绳、契刻和画图来记事的，即«周易……系辞»中所谓: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到原始社会的晚期，才在这个基础上演变、发展成为原始形态的文字。根据出土文物，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东郊半坡村氏族公社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山东济南附近的龙山文化以及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均发现上面有简单刻画符号和图像的彩陶。这些刻画符号与图像用粗略而稚拙的线条组成，形状类似图案，具有明显的文字性质。据古文字学家考辨，这种简单的刻画符号和图案式的古陶文就是我国汉字的雏形。由此可以看出，书法与绘画一开始在它们的孕育时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画道得而可通于书，书道得而可通于画；殊途同归，书画无二”。两者都源于人们对自然物象的观察、认识与提炼。这即是后来所谓书画“同源” “同体” 之说的原因之一。 殷商以前，没有直接文献可证，地下遗存发掘很少，因而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论证当时书写或契刻文字的具体情况。在距今约37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及陕西周原，发现有大量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亦即甲骨文。这些奴隶主和贵族占卜吉凶用的卜辞以及有关记事的实用性文字，虽然有很多尚保留着图画痕迹，但其书写却笔画瘦挺、刚劲有力，结体天然古朴，力求疏密匀称，并且偶有未经刻画过的笔写的朱、墨痕迹，都能够使人产生一种审美的愉悦。将这些和古代族徽中的图形文字加以比较，便不难看出，我国的文字开始从原始阶段走向规律化而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并且初步具备造型美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了。随着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文字的演变也在突飞猛进。商周时代铸刻在钟、鼎、货币、兵器等铜器上的铭文，统称为“金文” 或“钟鼎文”，笔画渐趋规整，字体苍劲凝重，表现形态也更为丰富。加之由于要随物取势，所以布局上也开始考虑到需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春秋战国时代刻在石簋、石鼓上的文字，笔画雄强凝重，结体茂密奇崛，风格典丽峻伟，呈现出大篆向小篆嬗变的趋向，这就是“籀文”，又称“石鼓文”。以上甲骨文、金文、籀文，到了秦代被统一追称为大篆，又为了区分时间的先后而把它们称为“古文”。郭沫若在其«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从书法的角度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字的演变做了如下的总结: “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留传下来，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
甲骨文突破了中国文字初期的“图成其物” 以及符号化的形体结构与造字方式，为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原则和基础。到春秋战国之际对书法之美的追求进一步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但是，书法在这个时期的效用与青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相同，是附属于工艺美术的。 书法真正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确定下来，则是从秦代开始的。
陈忠实: 被“鬼” 作文绊倒在大学门外的大作家
作者：姜乾相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最擅长的技能，无疑当数写作了。按照常理，写篇作文应该是轻而易举、手到擒来的小事。可是，您绝对想不到，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当年竟然出人意料地栽倒在高考作文上，被“鬼作文” 绊倒在大学校门之外。
其实，早在初中的时候，陈忠实就显露出写作的天赋。初三那年，他就在«西安晚报»发表了«钢、粮颂»的短诗；高二时，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名为“摸门小组” 的文学社，同时创办过一个名为“新芽” 的文学墙报。作文，一直是他的强项。
那么，当年高考时，陈忠实究竟为何会被作文绊倒呢?
2013年10月，西安出版社出版了陈忠实的散文集«白墙无字»。书中，有一篇«我经历的鬼»的散文，落款是“2010年8月8日写于二府庄”，从时间上看，正是那年高考放榜后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文中，68岁的陈忠实讲述了自己一生所遇到几件“鬼事”。真正致使他长期心理创伤的事，是1962年他高考作文遇“鬼”，导致他名落孙山。这是陈忠实首次具体透露、分析、反思自己高考失利的原因。
据陈忠实回忆，1962年，他高中毕业，高考的作文题有两个，一为“雨中”，一为“说鬼”，前者是记叙文，后者为议论文。依他的实力而言，选择叙述文体的“雨中” 为宜，因为他在初中的作文本上早就写过几篇小说了，颇得语文老师好评，记事的叙述文体当胜过论文一筹。然而，谁也想不到，他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说鬼”。他已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说鬼的，他只记得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 “没有写完”。当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的时候，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意识到自己考砸了，一切都“完了”! 看着监考老师从他桌上收走考卷，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走出考场和设置考场的中学的大门，看到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尿湿裤裆了。
在这篇文章中，陈忠实进行了自我检讨，“之所以选择我并不擅长的论文体去写‘说鬼’，原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之所以发生判断的失误，说穿了是自作的小聪明所致成；再扎实说来，是不无投机心理的。”
陈忠实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读高中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本名为«不怕鬼的故事»的书不仅风靡全国，而且成为高中生的必读物，是政治课的补充教材。后来才知道出版并要求党政干部和高中以上学校师生阅读这本书的社会背景，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 国际关系中，兄弟般的苏联和中国，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面临翻脸成仇的地步，视苏联为修正主义，简称‘苏修’。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被喻为鬼。”
陈忠实回忆说，“我那时候似乎在私下里隐隐听到一点儿风声，便自作聪明地选择了论文‘说鬼’ 的题目，以为正合拍于社会的大命题，肯定要比‘雨中’ 这类抒情的叙述文更切社会热点……不料却栽倒在‘说鬼’ 上。”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的高考语文试卷，问答题占六十分，作文占四十分。他的作文“说鬼” 没有说完，更不论完美，这个意象里的鬼便像刺一样深深地扎在他的心灵深处。从走出学校走进社会，几十年来陈忠实不知填过几百成千次表，每当填写“文化程度” 这一栏时，陈忠实都如实填写。每一次填写“高中”这两个字时，心底便泛出“说鬼” 这道作文所带来的无以言状的挫伤感来，几乎没有一次幸免。陈忠实坦言，“说鬼” 写作的失败造成的心理伤害，是他人生历程中可以用致命来划档的三两次最厉害的伤害之一，且是第一次。
高考作文“说鬼” 带来的鬼阴影，竟然几乎伴随陈忠实的一生，直至晚年，陈忠实依旧辨不清有幸或不幸。
陈忠实的经历或多或少有点儿像当年“越幅被黜” 而落第的我国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 “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 从某些方面来说，后人为蒲松龄写的这副对联，用在陈忠实身上也非常合适。在一般人看来，名落孙山乃人生不幸之事，怎么会是“三生有幸” 呢? 如果从陈忠实个人的人生遭际来看，他确实是不幸的。高考作文因遇鬼“跟风” 而落榜，堵死了他跳出农门的唯一通道，造成了他日后长期的生活贫困；但就当代文学史来看，却是幸运的。落榜坚定了陈忠实依靠自修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也使得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保持清醒头脑，不盲从政治而写作“跟风”。如果没有当年陈忠实高考的落第，白鹿原下势必就会缺失一位大名鼎鼎的农民作家，而今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文学巨著«白鹿原»或许就无从面世了。